李鹏亲笔：总理的治国之路

自2003年卸任至今，李鹏在11年的颐养天年中完成了11部著作。2014年6月底，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与我国电力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李鹏回忆录（1928—1983）》正式问世。此书乃李鹏亲笔撰写的一部自传体文献，详实记录了他自1928年至1983年间在求学、工作与生活领域的点点滴滴。

三岁那年，李鹏的父亲牺牲了。

他的母亲赵君陶性格坚毅，不愿向儿子透露其父惨遭国民党政府杀害的真相，而是以“英国留学”作为父亲行踪的掩饰。

在1930年代，男性普遍承担着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而那些失去父亲的孩童则常被视为缺乏“父母庇佑”，他们不得不早早地投身劳作，肩负起家庭的重担。

不过父母交游甚广，除了本身都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工作之外，还有一些有地位和声望的亲戚和朋友，这些关系保护着失去父爱的男孩，男孩的父亲、在海南岛遇难的李硕勋有一批关系密切的朋友，其中最有实力和才干的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和陈云。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多年之后，李鹏，这位唯一曾身兼中国国务院总理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两要职的国家领导人，推出了个人回忆录《李鹏回忆录（1928—1983）》。该书详尽地追溯了他步入国家领导人行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的岁月。

这并非哈利·波特式的情节，其中每个孩子都由众人悉心培育，最终成为组织中的顶尖人物。李鹏的青少年岁月，大都是在烽火连天的年代和不断的撤退中度过。他回忆说，每当自己需要指引时，总会有长辈伸出援手。

在李鹏的回忆录中，他屡次提及那些曾助他一臂之力、传授他知识的恩人，其中不乏一些身份成谜的陌生人。提及在成都的往事时，他讲述了自己游泳的经历——“当时仅略知狗刨之术”，期间不幸遭遇水蛭的侵扰。恰逢一位老农路过，他耐心地用鞋子轻轻拍打，将潜入肌肤的水蛭逐出。李鹏心怀感激，而那位老农却默默离去，不留痕迹。

在他此后的岁月里，他屡次享受到这样的优待。在晋察冀地区转移途中，年仅17岁的李鹏也受到了众多同乡的关照。他们向这位青年传授了钉马掌的技艺，并教他，马儿在奔波一整天之后，晚间定需喂以黑豆和草料，否则，来日便难以继续前行。

在回忆录中，他满怀感激地记录了同事、苏联求学时期恩师与同窗对他的关爱与援助。自幼便失去父亲，且早早地离开了母亲的李鹏，似乎对于他人给予的关照显得尤为珍视。那些对他影响深远的友人，他往往在位高权重之时，设法寻求重逢，重新建立起联系。

他曾以诸多篇幅描绘了在延安学习期间结识的一位病友，此人或许名为王真，据他推测，王真或许是党的七大代表。在他住院期间，蔡畅和李富春向他赠送了礼物，王真便借此机会向他阐释了革命情谊的真谛，并分享了许多关于整风运动的往事。李鹏对于党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源于王真的传授。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这位青年最初接触到的关于政治的深刻教诲。

在回忆录的下半篇，读者得以目睹他如何关爱他人。他偶尔会对照看孩子的保姆因饮用本应留给孩童的牛奶而进行戏谑，然而，他却始终未曾对人出言不逊。

一为55岁之龄之前的岁月，另一则为肩负国家领导重任之后的日子。

他已圆满完成了人生前半段的回忆录撰写，而对于后半生传记的编纂，亦正全力以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回忆录，既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档案，亦是对那段时光最深情的赞歌。

细阅这本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并发行的回忆录，不难察觉，86岁高龄的李鹏心中涌动着一种事业有成之感。书中不仅印有中国电力出版社的名称，更有中央文献出版社的联合出版标识，这样的安排使得该书在新华书店不仅作为新书被推荐，更被归类至国家领导人著作的专柜。

扉页上，李鹏在庆祝三峡工程破土动工之际挥毫泼墨的《大江曲》低调地镌刻其上。在众多已卸任的领导人中，李鹏并非以书法技艺著称，亦非辞藻华丽之才子，他笔下的文字，纯粹源自于对开发长江的深切期盼。

巍峨昆仑绵延不绝，长江之水孕育了巴山蜀水的肥沃土地，人杰地灵，星斗满空。千秋伟业，恰逢新时代，正迎着万丈的浪潮勇往直前。

落款昭示，此段文字系于一九九四年所书，其间并无标点间隔。

一帧精致的透明纸巧妙地分隔了作者的亲摄肖像与版权信息页。在这张照片中，李鹏面容含笑，佩戴着他标志性的宽边眼镜。一条鲜艳的红色领带洋溢着节日的喜悦氛围。

红色，恰是李鹏引以为傲的色彩，自过去的86载岁月起，这抹鲜明的红色便成为了他人生旅途的起点。

红色的孩子

将近10岁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父亲

是被国民党杀死的

这个孩子突然就变得沉重了

当时还叫李远芃的李鹏在长到10岁的时候，家里的一位长辈姻亲“夏娘娘”对他揭开了母亲没有明说的真相：他的爸爸并非在英国留学，因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领导干部”，“在海南岛被国民党杀害了”。

夏娘娘乃李远芃的五舅舅赵世炎的岳母。赵世炎，一位远赴法国投身勤工俭学的志士，与周恩来关系匪浅，积极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国共合作破裂之际，不幸惨遭国民党当局的暗杀。

李远芃的父亲，李硕勋，于1931年不幸离世。据李鹏所述，此次牺牲或许实属无需。一位曾在上海和香港活跃的工人运动指挥者，竟被派往海南岛主持军事会议。在当地，由于缺乏接应与掩护，他一口四川话顿时暴露了他的身份，让敌人迅速察觉。

李硕勋遇难前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红七军政委（他的前任是邓小平）和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赵世炎则曾经担任过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和中共中央委员。

在革命的低谷时期，看似显赫的职位实则掌握的人手寥寥无几。两位同志的英勇牺牲便昭示了在那个年代，此类级别的干部往往不得不孤身奋战或采取隐蔽行动——直面生死存亡的考验。

在父亲死后的几十年里，李鹏一直都是以“李硕勋的儿子”和“赵世炎的外甥”这两个身份被中央大多数干部认识。

赵君陶女士，李鹏先生的母亲，与李硕勋先生同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校友——李硕勋先生不幸离世后，党中央指示赵君陶女士携带幼子先赴上海，并待机寻找出路。彼时，赵女士尚怀有四个月的身孕（此子后诞下李鹏的妹妹李远芹，后改名为李琼）。抵达上海后，她得以与中央军委的刘伯承将军会面。刘伯承将军建议她携子返回四川故里，并指出“苏区斗争环境异常严酷，不宜抚养幼童”。

共产党人在照顾自己战友的遗孀时选择了最现实的一条路。刘伯承说：“那里有硕勋同志的家，家里还有他的哥哥等亲戚。你的兄长也在成都，过一段时间，组织上就会派人跟你接头。”

赵君陶携子女穿梭于合川、宜宾及成都，深怕李硕勋的家乡庆符镇地处偏僻，党组织难以寻觅，遂下定决心定居成都。她的二兄赵世珏乃川军的一员军官，一家得以暂居彼处。李鹏回忆当时的生活情景时说道：“我们的饮食颇为简单，常以当季蔬菜、腌菜以及豆豉等为主。”

李鹏在四川省立实验小学（即现今的成都市实验小学）度过了他的小学时光。在那里，得益于他父亲的朋友王季甫的关照，王季甫曾在上海求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组织遭受破坏后归隐成都。王季甫不仅在生活上照应李鹏，为他提供了医疗上的援助，更是利用自己的人脉，将李鹏送入了当时的著名学府——省立实验小学。在赵君陶老师时常前往附近县区教授课程之际，李鹏得以短暂地离开实验小学。而当他的母亲因宣传鼓动学生参与革命活动而失去外地的工作时，他又得以重返校园继续学业。

回忆那段动荡的岁月，李鹏坦言，自己的学业成绩并不理想。然而，他自信地补充道：“数学却始终是我的一块强项。”

李鹏自幼便在省立实验小学开始了寄宿生活。透过后窗望去，只见一片茂密的芭蕉林，枝繁叶茂，足以起到避暑的效果。一日夜晚，雨水淅沥，敲打着芭蕉叶，发出噼啪的声响。高年级的同学向低年级的同学讲述着鬼故事，使得几个胆小的小同学不敢夜半起床上厕所，结果不慎尿湿了床。李鹏表示，类似的情况不止一次发生。后来，他的母亲前来探望，发现被褥潮湿，不禁感到自责不已。

李鹏从不避谈自己幼时尿床的顽疾。在延安窑洞的岁月里，他亦曾因寒夜难耐而不愿起身，以致尿床。彼时的同学们对此戏称，这便是“海军部队”的标志。

1939年春，日军的轰炸机袭击了成都，彼时，省立实验小学的师生们已被疏散至温江县，他们目睹了那场空袭，心中充满了惊恐。李鹏在夜晚梦见了白天的轰炸场景，从上铺滚落，不幸头部受伤。就在此时，成都传来了“家中有人来访”的消息，召唤他返回家中探望。

这一刻，成为了改写李鹏一生轨迹的关键节点。邓颖超，周恩来同志的夫人，抵达成都，目睹了李鹏头部裹着绷带的模样，她毅然决定将李鹏从成都接到重庆。

1940年，李鹏在踏上延安之旅前，于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母亲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故人之子

李鹏否认是总理养子

只是烈士的儿子

很多孩子像他这样。

他们都称邓颖超为邓妈妈。

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最艰难的时刻，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一批共产党的政治犯被释放，共产党也可以在重庆进行公开活动，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机会，周恩来也开始逐渐寻找一些失散的同志以及他们的孩子。邓颖超把李鹏带到重庆去养伤。李母赵君陶在重庆的第三保育院工作，李鹏自己入读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他说自己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人格非常钦佩。不久他第一次见到了父亲的老战友周恩来。

周恩来与邓颖超戏谑地讨论起李鹏究竟更像父亲还是母亲。接着，“周伯伯”察觉到李鹏略有驼背，轻拍他的背，并用拳头轻轻敲击。传闻自此以后，无论李鹏年纪增长至何等地步，每当周恩来再次见到他，都会特意检查他的背是否挺直。

周恩来审视了李鹏的学习成果，递给他一份《新华日报》的社论，要求他朗读并总结其要点。李鹏遵命而行。此事后来传为佳话，演变成“一位年幼的孩子竟能将马克思主义背诵得滚瓜烂熟”的奇谈。周恩来对李鹏的学习态度颇感满意，不久便将他引荐给了当时享有盛誉的郭沫若。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再次趋于紧张，李鹏回忆，自己曾经在1941年1月11日跟周恩来一起来到《新华日报》社，周恩来极其痛心地向所有工作人员宣布了事变的消息，这时突然电灯熄灭，灯光重新点亮之后，周恩来说：“我们正经历着黎明前的黑暗，但是黑暗吓不倒我们共产党人，我相信光明一定会来到。”

多年过去，李鹏未曾明言对“周伯伯”的敬仰之情，然而，他仍铭记周恩来所言的每一句话。在那次演讲结束后，周恩来便指示他与即将前往延安深造的青年学子们同住一处。

1941年新春之际，李鹏抵达延安，蔡畅热忱地邀请他至家中安顿。蔡畅与李富春伉俪，以及李硕勋、赵君陶私交颇深。当时，李鹏的军装背心内缝有一个口袋，里面藏有母亲亲笔致“蔡畅妈妈”的亲笔信，还有60元法币。在信中，赵君陶恳请她的挚友、资深领导人蔡畅关怀自己的儿子，“希望你们能够抚养他”。

在延安中学与自然科学院的求学岁月里，李鹏对那些从前线归来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不乏曾投身军旅、身披戎装的勇士，更有不少光荣的共产党员。

1941年3月，陈云派遣其警卫员寻访李鹏。陈云与李硕勋过往共事，基于陈云对李鹏的追忆，回溯至1931年5月，陈云、王明、潘汉年及李硕勋四人曾在一家小饭馆共进餐食。陈云对其他三人言道：“为革命之胜利，吾等务必珍重身体。愿我们今日齐聚一堂的四人，日后尚能重逢否？”

这句话使得陈云对李硕勋的牺牲唏嘘不已，也使得陈云对李鹏印象深刻，这位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组织部部长总是尽力照顾这位战友的孩子。

自幼丧父的李鹏，只能在众多父亲战友的追忆中，品味与感悟父亲那英勇的气魄。他曾向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探寻有关往事的回忆，王明的叙述与陈云所述相吻合。然而，李鹏却未曾一睹潘汉年的风采。李富春与蔡畅曾阻止这位少年踏入潘汉年的窑洞，李鹏推测，这或许是因为潘汉年从事着秘密工作，在会议归来时，不愿与过多无关人士有所接触。

1942年秋天的延安，陈云带着李鹏在杨家岭的小灶食堂里吃饭，在那里遇到了毛泽东。

究竟陈云是有意带李鹏见毛泽东还是纯粹在食堂的偶遇已经不可考，但是当毛泽东坐下的时候正好在李鹏的对面，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毛泽东不认识李鹏，问陈云：“这个娃娃是谁？”

陈云介绍了李鹏的身份，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毛泽东没有想起来李硕勋，于是陈云补充了一句“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毛泽东一下子兴奋起来，提到自己和赵世炎都在李大钊的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不过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而我是搞农民运动的。”

随后毛泽东逐渐想起了李硕勋，记起了他在海南岛牺牲的事。随后毛泽东也问了李鹏学习的情况，以及看什么小说，李鹏福至心灵，提到了《三国演义》。毛泽东当时就问他《三国演义》里最佩服哪个人物，李鹏脱口而出的是“曹操”。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喜爱的名著作品，而《三国演义》里最喜欢的人物正是曹操，“文革”时期所有关于曹操历史评价，都是大法家、大英雄的套路，此外毛泽东还喜欢诸葛亮、周瑜和张翼德，不过在他的眼里，那三位都是办事能力强的同志、青年团员和特别能打仗的将军的代表。

毛泽东又问了李鹏喜欢曹操的理由，他说的是“能团结干部”，这个老戏新唱让毛泽东有点小小惊讶。他颇感兴趣地让李鹏举个例子。李鹏就举了官渡之战后，曹操把手下私自和袁绍来往的书信全部烧毁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对毛泽东的胃口。

江青向李鹏请教了有关育才学校及陶行知先生的相关事宜。

当时毛泽东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一定要好好培养，以后一定是个人才。”

李鹏在其回忆录中提及，此类观点并非出自己身独创，而是得益于几位资深同志的精彩论述，从而启发了他的思考。

这次面对面交流对李鹏产生了深远的触动，自此之后，在长达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始终被公认为一位擅长凝聚团队力量的杰出人物。

周恩来曾多次对李鹏叮嘱教诲——当周恩来重返延安之际，李鹏曾在其书架上翻阅《堂吉诃德》一书，阅毕后随意放置。周恩来误以为李鹏取走，因而责怪于他。然此事得以澄清，周恩来向李鹏致歉之余，仍坚持批评，强调书籍应归位原处。此事对李鹏影响深远，他直言多年以来，始终以周恩来对秩序的执着追求和严谨态度作为自省的座右铭。

关于他和周恩来的关系，传言很多，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不是周恩来的养子，只是接受周恩来照顾的许多烈士子女当中的一位。

然而，在李鹏的回忆录中，他提及了若干对李鹏与周恩来关系颇感兴趣的人物，朝鲜方面便是其中之一。李鹏曾在朝鲜进行访问，当时朝鲜的同志们对他的与周恩来总理的关系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

李鹏、邓颖超延安杨家岭合影

李鹏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完成毕业设计。

从谏如流的人

非天才特质者往往更易采纳他人的意见。

李鹏并非天赋出众之辈，正因如此，他对采纳他人意见并无抵触之感。在众多关键时刻，他得以得到他人善意的援助，对此，他总是心怀感激。

即便是将姓名从李远芃更改为李鹏，亦是鉴于实用性的考量，以及对他人意见虚心采纳的态度。

踏上延安之旅途中，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与他同行，并为他更名李鹏，此名沿用至今。

蒋南翔向李鹏解释道：“抵达延安后，我们通常都会更换一个名字。你现在的名字是李远芃，‘远’字取自李家的辈分，而‘芃’字则较为冷门。”蒋南翔建议李鹏考虑更改名字，李鹏对此表示赞同。

李鹏说：“那请你给我改一个名字吧！”蒋南翔想了想说：“那就以‘李鹏’为名吧！将‘芃’字改为‘大鹏’的‘鹏’，此名寄托了我对你未来的期许，愿你未来能为革命和建设献上自己的力量。”

自此，李远芃便以“李鹏”为名，此举确实缓解了他因名字生僻而带来的困扰。然而，并非人人都能因一位同志的建议而舍弃先父所赐的名字。

在辗转于晋察冀地区的过程中，李鹏掌握了牲口的照料之道。尽管他长期离家，投身集体生活，但以往即便骑马出行，也有专人照看马匹。这段动荡不安的时光，使他迅速成长。即便在马车遭受敌机轰炸之后，他仍旧坚持将钱递给马车的主人。那位老乡认为自己未能将机器安全送达目的地，因而拒绝收取报酬。在李鹏的坚持下，老乡遂前往下一村庄，寻得马车，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

至1947年，李鹏已年满十九岁，对于某些事宜的考量也愈发周密。鉴于他需从山东乘坐海船前往东北，过海期间不得不乔装成普通百姓。对此，李鹏的评价是：“尽管身着百姓服饰，然而人人衣着相同，一眼望去，显然不似寻常百姓。”

抵达哈尔滨后，李鹏便肩负起了油脂厂协理（副经理）的重任。尽管他的父亲曾是红军的一名政委，李鹏本人却并未对投身战场展现出自发的热情。他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技术和机械之上。尽管未曾接受过指挥作战的军事训练，他熟练掌握驾驶汽车及使用武器，且曾协助公安机关成功逮捕了一名涉嫌的油脂厂职工。

李鹏偶然揭露了一名疑似特务的职工，其散播谣言并私藏一把左轮手枪。公安部门指示李鹏亲自将此人拘捕，以避免逮捕行动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当时，上级派遣了一位曾任军队干部、携带手枪的面粉厂副经理协助。两人于深夜将这位职工从工厂宿舍中唤醒，随后用枪指着他，将其押送出厂门，并移交给了公安部门。

李鹏游伏尔加河

苏联印记

李鹏任燃料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刘澜波。

刘澜波表现卓越。

日后长期照顾他的人

1948年，李鹏踏上了前往苏联的留学之路。在此之前，他对学习的热情并不高涨，担任油脂厂协理期间，对这份工作倒是有几分期待。然而，他的母亲赵君陶却坚定地主张他出国深造。

这次留学非常关键，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军事实力崛起的转折时期，苏联在东北的一些要地有驻军，协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了一些重要地点，东北的形势到1948年，基本上大局已定，国民党退出了东北，这时中共的人力可谓充裕，军事干部在这几年成长很快，但是缺乏的仍然是各种技术干部，尤其是在天下太平之后可以设计汽车、飞机和水坝的人。

中国共产党选择最优秀的青年去苏联加以学习训练，不过这种优秀，首先是忠诚、可靠，烈士和高级干部的子弟，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在延安的学校里，他们已经补习了几年的文化课程。

多年后，周恩来在与李鹏交谈时，将他们称为“第三批留学生”。相较于他们，第二批留学生起步较早，往往是一些高级负责人的子女，当年他们随周恩来一同前往苏联。决策者固然期望他们能够学有所成，施展才华，但更深层的目的则是确保他们的安全成长，让他们接受苏联的教育，从而解除他们父辈的后顾之忧。

李鹏在伊万诺沃和莫斯科一共学习了6年，期间还成为留学生学生会主席和支部书记，邹家华成为支部委员之一。邹家华后来曾在李鹏担任总理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是邹韬奋的儿子，比李鹏大两岁，留苏的时候他们的关系要好。

赵君陶的抉择堪称精准，李鹏在苏联度过的岁月中，结识了众多第一代领导人的子女。这些青年才俊在接受了良好教育后，纷纷在各自领域崭露头角，到了1980年代，他们已然成为了各部委和众多大型国企的中坚力量与领军人物。

留苏学生的学生会主席角色也使得李鹏有了更多和国内领导人接触的机会，也有利于他去巩固年轻时与那一代长辈的交情，那几年苏联和中国常来常往，李富春给留学生们作报告、毛泽东访苏的时候接见留学生和讲话，都是李鹏利用自己和李富春、周恩来的关系争取下来的。

当连长在学院党员大会上需着西装时，李鹏便将自己的一套西装借与他。后来见连长穿着合身，李鹏更是大方地将这套西装赠予了他。

不少外国留学生同学日后成就斐然，例如罗马尼亚的伊利埃斯库，在齐奥塞斯库遇刺后，他登上了罗马尼亚总统的宝座。在访问我国时，伊利埃斯库受到了时任总理李鹏的热烈欢迎。

在圆满完成毕业设计并荣获工程师学位（苏联工科学位）之后，李鹏随即投身于1954年的中国电力代表团，成为其中一员。

当时，由燃料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刘澜波领衔的代表团，与李鹏先生亦颇为熟知。李鹏先生的伯母赵世兰，恰逢其时担任燃料工业部人事司的司长一职。

李鹏将他与刘澜波之间的深厚友谊，戏称为“忘年之交”。

苏联之行落幕，刘澜波邀请李鹏同行返京。途中飞机在西伯利亚停靠加油，却遭遇跑道结冰，起飞受阻。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旅馆声称客满。面对这一困境，李鹏展现了他处理事务的敏捷才智。他首先向旅馆工作人员表明身份，指出自己是中国的一名副部长，并要求他们提供专为贵宾预留的房间。随后，他递上一张100卢布的钞票作为诚意之礼。

在那个时期，这并非一笔微不足道的数目。在援助我国的苏联专家团队中，苏联科学院化学研究室主任的月薪大约在5000卢布左右。李鹏深知在苏联，仅凭争吵难以成事，金钱往往能更迅速地解决问题。这100卢布为刘澜波副部长换得了一间小屋，而其他同仁则只能在走廊中搭建行军床，勉强度过了一夜。李鹏始终未曾对这100卢布产生关于“不正之风”的质疑，他是一位专注于解决问题的现实主义者。

关于李鹏的去向问题，刘澜波最终向他提出了两种选择：一是下派至基层锻炼，二是留在他身边担任秘书一职。

李鹏毅然投身基层，肩负起吉林丰满发电厂的见习厂长重任。

在苏联度过的六年，李鹏不仅取得了学位，拓宽了视野，而且在处理事务的能力上也实现了显著提升。与众多留苏青年共通，苏联的烙印深深印刻在他的生命中，苏联的音乐与文学作品，对他爱情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朱琳在吉林

1958年7月10日，李鹏与朱琳在北京喜结连理。

单身汉和追求者

李鹏单身，在电厂生活。

令人羡慕的生活

他很快陷入爱河。

在丰满发电厂，李鹏对各国机组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一日，一台发电机发生故障，一位年轻的技术员，因其在台湾的舅舅而成为嫌疑对象。然而，李鹏与该技术员卢兆策，以及苏联专家胡道巴耶夫，共同深入分析了故障原因，最终认定是电机存在漏焊问题。在那个时代，多数人不敢对苏联产品的质量问题提出质疑。李鹏凭借生产副厂长的身份，勇敢地作出了这一结论，令众人对他肃然起敬。

在丰满发电厂，李鹏亲身经历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在那段岁月里，他遭到了一些非议，被指责为“骄傲自满”和“娇气”。其中，“骄傲自满”的指控主要源于他在接待中央领导参观我国当时最大水电站的过程中。由于他备受瞩目，常常被委以接待重任。然而，有时他未能及时汇报情况，因而被误认为是对厂长和党委的不够尊重。

第二点是娇气，指他常坐车上下班。

李鹏深省其过往，自认为是由于在苏联期间养成了不良习性——“晚间沉迷于阅读资料，导致熬夜至深，次日清晨难以起床”。

李鹏的着装风格与常人迥异，他偏爱中山装，且所选材质多为咔叽布。在参与对外交流活动时，他更青睐于身着蓝色华达呢面料的中山装。此一喜好或许与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不无关联。

他总是艳羡那些身着军装的退伍战友，他们日复一日地整理军装与擦拭皮靴——苏联人极为讲究仪容整洁。此外，他亦觉得自己的单身生活与此有关，他的母亲在职场上忙碌，无需他承担养家责任，她所赚取的工资亦全数自用，生活颇为宽裕。与那些肩负家庭责任的同事们相比，他的经济状况显得更为优渥。

李鹏居于招待所内一间30平方米的居所，其中柜中堆满了各式点心、零食以及葡萄酒，预备在临睡前“浅尝辄止”。他亦不时邀请工人与技术人员共进餐食，然而，这并未使他们与李鹏“亲密无间”，反倒是外界将其居所比作高级宾馆，一应俱全。

他规范了行为。

1957年，条件优渥的单身汉李鹏在一场联欢会上邂逅了朱霁凌（后更名为朱琳）。当时，朱霁凌担任吉林市市长张文海的翻译，而她本人则在102厂（后并入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从事翻译工作。李鹏对朱霁凌流利的俄语发音印象深刻，并意识到自己“虚岁已满二十九”。他耐心等待了两场舞曲过后，终于鼓起勇气邀请朱霁凌共舞。在舞池中，他灵光一闪，用俄语与她交流了彼此的姓名。

李鹏回忆道，尽管当时仍有相识的舞伴，他却毫无再与之共舞的意愿。随着几曲音乐流转，朱再次驻足于李鹏身旁，李鹏立刻上前，再度伸出了邀请之手——这恰是“交际舞”之所以得名之由。

随着乐声渐歇，人群渐渐散去，李鹏急匆匆地走向朱霁凌，与她紧紧握手，告别之际，方才逐一与苏联专家握手。朱霁凌对此不禁心生疑惑：“李鹏这人的礼貌似乎有些不当，竟先与我握手，后才轮到苏联专家。”她的已婚同事则半开玩笑地提醒她：“他似乎对你有些特别的意思，你可要小心行事。”

继此，李鹏委托了一位同时在102厂与发电厂供职的苏联专家，将一份礼物送达那位在舞会上结识的姑娘手中——一支产自上海的“幸福”牌钢笔。专家转告李鹏，若姑娘并未拒绝这份礼物，那自是极好的，并进一步建议他前往朱霁凌工作的专家招待所亲自探访。受到这一鼓舞，李鹏果真付诸行动，两人自此开启了恋情之旅。

赵君陶，李鹏的母亲，对朱霁凌怀有深厚的疼爱之情，即便她的父亲身份为右派，赵君陶依然毅然同意了他们两人的婚事。

他们以“大琳”和“大鹏”互称，以区别于“小琳”与“小鹏”，这种称呼方式虽显亲昵，却与中国自古不提父母名讳的习俗相悖。继后，有了第三个孩子，李鹏有意为其取名为“小陶”，因孩子的爷爷曾以“李陶”为化名，而奶奶的名字中也含有“陶”字。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奶奶的断然拒绝，理由是“犯上”之嫌。最终，他们的次子被命名为“小勇”。

这三个孩子，大多在三年困难时期降生。李鹏的境遇相对宽裕，家庭并未因困境而陷入饥饿。然而，他也深切体会到了单身时未曾领略的家庭重担——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不仅要照料一大家子，还要雇佣保姆来协助家务。

1963年，他们一度想过放弃第三个孩子，认为影响工作，后来还是决定生下来，因为担心孩子可能是双胞胎，不知道衣服要准备多少，李鹏拉着朱琳去照了X光，照完回家才收到孩子奶奶的急电“千万不可进行X光照射。”那时的年轻工程师李鹏与朱琳，对电离辐射的潜在危害尚无清晰认识。

李鹏忧虑妻子可能再次妊娠，于是在1965年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输精管结扎手术。在他的回忆录中，他特别指出，这种行为在当时干部群体中实属罕见。

李鹏一家四口

周伯、邓妈、老大姐

邓妈妈是党内若干老大姐之一

这些老大姐在党内威望很高

她们对李鹏非常关心

身为李鹏最亲近的关怀者之一，周恩来曾在1956年将他召至中南海。餐后，李鹏陪同周恩来漫步，便询问起高岗与饶漱石案件缘何爆发。周恩来回应道，此事件系“阶级斗争的反映”，亦与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个人品德与党性修养密切相关。

李鹏提到高岗的儿子成绩不好而不得不从苏联回国补习，在回国休假的时候，李鹏受命把此事面告高岗，结果高岗当时脸上变色，“一言不发，拂袖而去。”周恩来表扬了李鹏，认为他坚持了原则。

此后，周恩来再次对李鹏强调：“须知苏联亦非铁板一块，社会矛盾同样错综复杂，切不可对苏联或其领导人抱有过度的迷信。”

此时，中苏关系正面临着两党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周恩来的一番话，旨在提醒李鹏深刻理解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避免在言辞或态度上出现失误。

周恩来，如同陈近南般严谨的师长，每逢相见，便对李鹏近期的工作成果与见识提升一一品评；而邓颖超则更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始终对李鹏关怀备至，疼爱有加。

类似于邓颖超一样照顾李鹏的还有几位女性长辈，在中国共产党内，这样受人尊重的女性一般被称为“老大姐”。

李鹏在其回忆录中，曾多次提及几位深受他尊敬的老大姐。其中，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李鹏亲切地称她为“邓妈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他也以“帅妈妈”相称；蔡畅，李鹏称之为“蔡妈妈”，并在1975年荣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自李鹏调任北京市供电局工作后，他曾有一段时期亲自负责天安门地区在重大活动期间的电力供应保障。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众多人士。每当登临城楼之际，他总会细心关照那些体力不济的长者。他曾不止一次搀扶过帅孟奇与蔡畅这两位尊敬的“妈妈”，在她们情绪低落、处于“文革”动荡时期时。在帮助她们上车之际，他总会主动告知对方自己的身份——李鹏，方能让他们辨认出他来。

这固然是一种颇具风险的行为，然而他依旧愿意伸出援手，去扶持那些与他家关系紧密、见证其成长的“妈妈们”——这些大姐大在“文革”落幕之后得以重返工作岗位，她们在诸多事务中往往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李鹏的姑母赵世兰，亦是一位颇具资历的“老大姐”。在“文革”爆发前，她曾担任煤炭部机关工委的书记一职。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不幸遭到了残酷的批斗，背后可能涉嫌的是康生其人。1969年，赵世兰在满腔的冤屈与愤怒中离世，身边仅剩李鹏与妹妹李琼相伴。医院方面拒绝协助这位“大叛徒”处理后事，兄妹俩不得不独自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赵世兰对李鹏叮嘱道，她希望效仿许广平，李鹏则误以为这是指前往八宝山，意图是争取组织给予自己一个清白的评价。

邓颖超始终不懈地为之努力，直至1984年李鹏就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之际，胡耀邦着手平反冤假错案，煤炭部方才为赵世兰恢复了名誉。

1976年清明节，北京市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纪念周恩来，李鹏和朱琳也带着三个孩子多次前往，他也抄下了几首诗，当时有人作证，说李鹏乘坐的汽车上下来了一个留平头的青年，放火焚烧了邮局，但是外形和年纪都和他们说的不同。

这或许是对“周恩来的人”进行的一次试探性的挑衅。

电话那头，邓颖超的秘书语气严肃地通知朱琳：“若李鹏不幸失联，务必追查到底，弄清楚最后与他同行的究竟是谁，是谁将李鹏带离了视线。”

然而，对李鹏的指控并未持续太久。唐山大地震爆发后，他立即率队赶赴唐山，投入到电力抢修工作中。

1982年四月，李鹏莅临我国西南地区的天生桥水电站建设现场进行视察。

年轻干部

李鹏担任电力部部长的事情有些一波三折

52岁的正部长在当时非常罕见

在唐山地震的危急关头，李鹏的表现备受赞誉。当接到唐山市委副书记毕新文的电话，他得知“李鹏同志，唐山已成废墟，一切尽毁”的消息后，立刻组织起电力抢修队伍奔赴灾区。局里的同事们纷纷与他热情握手，有的甚至泪流满面，场面仿佛即将奔赴战场一般。

李鹏历经生死边缘的考验，自幼时起便曾从床上坠落，遭受头部受伤之苦。成年后，他更是数次与肺炎和阑尾炎抗争。直至40岁那年，他骑车时不幸遭遇车祸，被汽车撞飞。然而，他似乎拥有一份豁达的人生哲学。车祸后，他趁闲暇之余投身于手工制作家具，亲自挑选了水曲柳、杂木板以及拉簧等材料，带领家人齐心协力，成功打造了两套沙发。

与今日多数地震灾害情形相仿，电力和电信领域的专业救援团队主要负责抢修线路。李鹏及其团队不懈努力，逐步恢复了煤矿及市区范围内的电力供应。

李鹏自戒烟已逾二十载，然而在地震指挥部，他却重新拿起了烟杆。朱琳在探访慰问热电厂的职工及其子弟时，目睹了他吸烟与饮酒的行为，不禁勃然大怒。同事们只得出面解释，称烟酒以及大蒜，乃是在酷热天气中抵御尸臭的必需之品。

1977年，李鹏同志光荣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代表，这一时刻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正式开启。

李鹏把自己的当选分析为：“在那段时期，电力供应紧张，频繁出现拉闸限电现象，民众对此怨声载道，意见强烈，对电管局的工作亦颇有微词……作为北京电管局的主要负责人，我亲自主持了唐山的抗震救灾以及电力恢复工作。”

1979年二月，李鹏被委以重任，担任电力部副部长一职。彼时，他已年满51岁。其履历丰富，涵盖了水电及火电领域的丰富工作经验，随后则专注于电网管理。电力行业错综复杂，亟需具备多元工作经验的才干之士。

当时执掌部务的，是经“文革”后再度启用的前辈领导刘澜波。在会议中，刘澜波特意对康生滥用职权、对烈士子女亦不放过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提及了赵世兰遭受康生迫害的案例，此举为后来重用李鹏奠定了基础。

1980年6月，鉴于刘澜波同志的健康状况，无法出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便特命李鹏同志代为陈述。李鹏同志的发言内容详实，论据充分，赢得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高度赞誉。

数日之后，时任总书记胡耀邦邀请李鹏、李锡铭两位副部长至家中进行交谈。李鹏借此机会提及了自己及另外21位因留学苏联而遭疑为“苏修特务”的事件。部分人因这一案件至今仍受影响。胡耀邦即刻要求李鹏提供涉案名单，并迅速为这些人昭雪。其中，“部分人得以重新获得合适的工作岗位，更有少数人得到提拔与重用。”

不久之后，李鹏方才得知，谷牧在听闻他的演讲后，对他的言论甚为赞赏。随即，谷牧拨通了刘澜波的电话，对他进行了深入了解。此后，谷牧便向胡耀邦力荐了李鹏。

自1976年起，谷牧在仕途上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与刘澜波比肩，对李鹏产生深远影响的重量级人物。然而，李鹏成为电力部部长的过程颇具曲折，当时年仅52岁的他担任正部长一职实属罕见。

刘澜波向他透露，电力部内部有人联名致信中央，指出他年纪尚轻，尚处于培养阶段，因此立即担任部长职位恐难以获得众人的信服。

最终，李鹏依然被中央任命担任部长一职，而刘澜波亦再次强调：“胸怀宽广，气度恢宏，方能凝聚同仁之力。”

1981年7月，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的座谈会，陈云以李鹏为例“提50多岁的并非没有争论，李鹏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搞电30多年，这次提拔当部长还有争论……”邓小平则把力荐李鹏的刘澜波评价为“开明人士”，建议大家向刘澜波学习。胡耀邦说自己和万里先提出来要提李鹏，部里通不过，刘澜波“一马当先出来说话，扭转了形势”。

在1982年，电力与水利两部机构合并，正式成立了水电部。李鹏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部长，位列正部级。钱正英女士则担纲部长一职。然而，钱正英女士明确表示，自己仅为过渡人物，并承诺将积极创造条件，以确保李鹏同志能够早日肩负起全面领导的重任。对此，李鹏同志也表示，自己能够胜任上下级的不同角色，将全力以赴，做好助手的工作。

同样是那一年，中共十二大召开之际，李鹏的名字被列入主席团提名，他落座于主席台左侧第三排。会议现场洋溢着对年轻一代的热烈欢迎与期待。

在北京代表团会议期间，李鹏对老同志们所扮演的“中流砥柱”角色表示了由衷的敬意。随后，他提出，总产值需实现翻倍增长，电力行业亦需实现同样的增长目标。这一观点，成为李鹏此后始终坚持的电力发展理念，即“电力先行”战略。

在此次盛会中，李鹏荣膺中央委员之职，这一成就对于54岁的他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的飞跃。在集体合影之际，他欣然接受了众多前辈的祝贺。李鹏细致地将这些前辈的言辞收录进他的回忆录之中。

陈云拉着李鹏的手说“多年不见了”。李先念说的是“久仰，久仰”。邓小平说：“你爸爸是李硕勋，我们熟得很！”聂荣臻照顾过李鹏母子，问候的是：“你妈妈身体可好？”李鹏跟所有中央领导同志握了手，排在他后面的人也都这样做了。

李鹏深信自己是一位善于承受非议的个体。在担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期间，他在推动华北电网与华北电管局的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司局级干部的阻力。对此，他曾如此自我评述。

“面对重重困难，我无所畏惧，为了党的崇高事业，为了我所深爱的电力事业，我愿意勇敢地承受那些流言蜚语。我将秉持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妥善地处理一切。”

李鹏并未如众多领导干部那般，刻意让妻子远离自己的工作领域，甚至选择退休。他与妻子曾在多个单位并肩共事，对此，李鹏并不忌讳。在他担任电力部部长期间，朱琳便被调入华北电管局外事处，负责主持30万千瓦机组引进项目的招标谈判。此后，她还被派遣至水电部，担任驻捷克斯洛伐克的机电炉验收工作。

这或许正是“流言蜚语”所指向的情形。夫妻二人均在同一单位供职，一方身居领导之位，另一方则肩负着采购与验收等重要职责。他似乎并未对此避嫌，坚信只要各自的工作能够胜任即可。

李鹏的女儿李小琳也有类似的态度，也在电力系统任要职的她曾经说自己“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

继此，朱琳被借调至大亚湾核电站履职，负责筹备并主持广东核电驻京办的事务，不久后，她更晋升为主任一职。1990年，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之际，朱琳再次获调，任职于国务院特区办，担任研究室主任之位。

即便自诩能“抵御流言蜚语”，这位年轻的共和国部长对公众的评价依旧心怀重视。他细心记录了参考消息转引自香港《中报》中对其赞誉的一条报道：“9月12日，电力部部长李鹏亦从北京紧急赶至龙羊峡指挥抗洪工作。这些事迹和人物，无不令人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无疑是人民的公仆，真正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例如李鹏部长，他肩负着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电力重任。若他是一位腐败的旧官僚，或是一个贪生怕死、贪图享受而畏惧艰苦的人，那么他完全有理由找个借口，不必亲临龙羊峡前线。然而，他却毅然离开安全的京城，来到黄河之滨与民工战士共度时艰。这种新气象、新事迹、新风尚，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共优良传统的正在逐步回归……”

《中报》是台湾人傅朝枢在香港投资创办的，他曾经在1981年受到过邓小平的接见，是著名的爱国报人。《中报》曾经报道过“邓质方遇到失踪多年的科学家彭加木出现在华盛顿街头”的报道，轰动一时，后来被辟谣。

自履任中央委员之职，李鹏的官场生涯步入加速轨道。

在1983年的中国，全国上下均出现了用电量超标的现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国家宛如一艘巨轮，瞬间加速了前进的航速。这一波接一波的用电超标争议，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屡见不鲜。

能源问题对世界各国而言至关重要，国务院亟需一位精通电网、擅长协调各部委工作的管理英才。1983年6月4日，新华社对李鹏进行了专访，此次采访证实了之前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局长所透露的消息。就在前一天晚上，李鹏得知自己将被调至国务院任职。

6日当月，李鹏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获邀列席政治局常委及书记处会议。书记处书记在会上向他致以祝贺，并表示李鹏被提名担任副总理的消息早已不是秘密。9日晚，在接待来访的金正日时，时任国务院总理向金正日引荐了李鹏和田纪云，并告知他们已被提名副总理。

李鹏亦对个人生活作出相应规划，每晚均赴母亲处共进晚餐，直至朱琳自捷克斯洛伐克归来。此外，他对三个子女李小鹏、李小琳及李小勇提出严格要求：禁止夜间外出不归，每月需缴纳10元生活费，并严禁向他人借款、代为传递信件或接受馈赠。

17日，新华社与《经济日报》的记者们对李鹏先生进行了独家访谈。直至20日下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并正式任命万里、姚依林、李鹏以及田纪云四位同志为副总理。

自此，李鹏踏入中南海的深邃殿堂，正式跻身于国家领导者的行列之中。

这位年届55岁的领袖，将在接下来的二十载岁月里执掌国政、塑造国家的发展蓝图，与国民一同见证国家的喜悦与挑战。